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上，和陈云一样都主张采取辩证的态度；他们都主张要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自在地球上确立以来，就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迅速地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强国，就缘于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近代以来，由于外受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内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加上长期战争的严重破坏，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同社会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确实如此，近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与世界水平相比，之所以大大落后了，就在于资本主义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对此，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时就一直有着深刻清醒的认识。duqi.org 南瓜小说网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1936年8月，他在给章乃器等人的信中又表示，中国不反对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不多，也许还要发展一下，所以不是反资本。1940年9月，在《时局与边区》中明确提出要发展资本主义。他说：边区新的国营经济似乎像国家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要消灭党内的资本主义思想，但党外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要节制，但非打击，更非消灭。1941年4月，在《〈农村调查〉跋》中，他又说：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他认为，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就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中国之所以太落后，就在于资本主义太少了。
在七大上，详细解释了“有些人不了解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原因时，说：“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还严厉地批评了那种害怕资本主义发展的民粹主义思想，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条，是可以的，只有好处，没有害处。在我们党内有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个问题不清楚，这是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里是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想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的道路。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和斯大林给了他们以批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革命”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经过社会主义，结果他们变成了反革命。指出，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这个思想，是根据中国国情实际、中国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情况、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他还指出：我们现在提倡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中国应该发展资本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在不操纵国民经济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有它的好处。我不是讲在英、美资本主义明天就死，从整个世界来说，它是向下降，但世界上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有用处的。比如我们中国新民主主义下的资本主义以及欧洲一切农业国家发展的资本主义，它们的性质是什么呢？它们的性质是帮助社会主义前进，在中国来讲是有利于世界将来的社会主义。在南美还有一些农业国家，资本主义也有这样的性质。这个资本主义是革命的，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要一般的讲资本主义，我们自己又在那里搞资本主义，这怎样解释？英美资本主义也做过好事，他们打过法西斯，但压迫人民是不对的。从整个世界资本主义来说，它是向下的，但发展是不平衡的。落后的地区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农业国家要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这一部分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对社会主义有帮助。上述引文足够说明是非常赞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
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应该说，在新中国建国以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政策上有过失误，但也提出过许多有益的思想。如在建国初，他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的，以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因此，他同意在“天津蹲点”期间关于要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讲话。七届二中全会根据他的讲话精神，制定了“劳资两利”等“四面八方”政策，强调要充分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即便是在发动同资本主义进行一场“恶战”的“五反”运动，他还是接受了陈云的建议，适时地调整了运动的策略，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在运动过后，很快又有了迅速发展。
社会主义改造期间，曾提出要尽快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绝种”，试图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但他很快就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很落后的国家里，要想建立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并通过它来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是不现实的，加上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加快带来的服务质量下降、产品花色品种减少等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刚刚结束后不久，他就提出要实行“新经济政策”，让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地下工厂地上化，华侨投资一百年不变。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思想未能形成政策长期坚持下来。
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一方面明确反对王明等人把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做法，另一方面也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同时他又提出，中国希望得到外国友好势力的帮助，尤其是明确提出欢迎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投资。
1936年7月，在同美国新闻记者斯诺的谈话中，指出：“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1938年10月，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只有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不放松外援之争取，才是正确的道路。”1944年，他在同美国记者福尔曼的谈话中表示：我们欢迎外国人与外国资本家来中国解放区投资。“我们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来中国作这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所以我们非常需要外国的投资。”不久他在同谢伟思的谈话时又说：“中国必须工业化。在中国，工业化只能通过自由企业和在外国资本帮助之下才能做到。”
新中国成立后，又多次指出，中国不能闭关自守，而应当向一切外国先进的东西学习。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确立了“一边倒”战略，当时主要是同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往来。随着斯大林模式弊端的逐渐暴露，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公开对斯大林的失误进行批评后，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提出要向一切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的主张。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遗憾的是，后来由于我们自己工作中的失误，同时也由于当时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处理与外国的关系上，出现了闭关自守的局面。
陈云在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始终保持着较为清醒的头脑。对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出现的问题，他受之命，积极采取措施，消除运动过快发展带来的后遗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他又提出，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大胆地学习借鉴。
“文革”发生后，因把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方针同利用外援、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尖锐地对立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已处于垂死挣扎、行将灭亡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外贸工作因担心被指责为崇洋媚外、爬行主义、外汇挂帅而受到严重破坏，外贸部门因怕被腐蚀而不敢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1973年4月，陈云从江西回到北京，周恩来让他协助抓外贸工作。不久，他在听取银行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列宁讲过：到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他说，过去我们的对外贸易是75%面向苏联和东欧国家，25%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改变为75%对资本主义国家，25%对苏联他们。“和资本主义打交道是大势已定”。他还指出，不要把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银行要理直气壮地担当利用外资的任务。
当银行部门的同志汇报说，可以从外国银行得到10亿美元甚至更多一些的外汇信贷资金，但是在国内碰到了两个问题，一是方针问题，即这样做是否符合自力更生方针和党的路线，以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精神；二是方法问题，即要把国内的一些规矩变动一下。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利用国外的信贷就行不通。这实际上涉及到是否合法和有关的规章制度这样两个问题。陈云听后当即指出：我看，首先要承认是不是好事。只要是好事，你们就可以找出一个办法——一个变通办法来让大家讨论。立一个新的办法，要把一些界限划清楚，如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的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要有条有理，不会和国内冲突的。总之，只要承认是好事，就可以找出理由来。他还指出，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理由，是不是合法是另一回事。我们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东西束缚住。当然这可能会犯错误。但是谁不犯错误？过去没有70%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现在形势变了，有些同志没有看到，所以要向他们解释这些。
这一年，国务院决定从国外进口一套先进的轧钢设备。但“左”倾势力从中作梗，只同意进口主要设备，反对进口附件和相应的原材料。他们认为，连附件也要进口，就是十足的“洋奴”表现，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对此，陈云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主张把有关的附件和原材料一起进口回来。这套设备投产后每年可以生产钢板300万吨，2年就是600万吨。如果缺了零配件，国内解决不了，就要推迟投产，耽误一年就少生产300万吨钢板，很不合算。如果有人批评这是“洋奴”，就让我做一次“洋奴”。
在陈云为代表的一批老革命家的力争下，“文革”后期，我国的外贸工作克服种种困难，先后从西方10多个国家进口了包括化肥、化纤、石油、化工、轧钢、采煤、火电、机械制造等设备，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
与此同时，陈云还指示要充分利用交易所从事期货交易，积累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贸易的经验。他指出，可以利用交易所。交易所虽然有两重性：一是投机性，二是大宗交易的场所。但过去我们只看到它的投机性的一面，忽视了它是大宗交易场所的一面。因此，有片面性。我们不要怕接触交易所，要在大风大浪中游泳。
他还指出，要抓紧开展对外贸易，不仅要巩固和扩大已经开辟的中欧贸易，而且要千方百计打开美洲和其他市场。要保持发展高档货，重点发展中低档货，要以较低的售价进入新的市场，先进入市场，站稳之后，再按情况逐步提价，要充分利用香港的有利地位，开展对外贸易。在“**”的特殊岁月中提出的这些主张，无疑是对极“左”思潮的有力抵制。
“文革”结束后，陈云完全赞成并大力支持邓小平提出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中国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但对有些人主张盲目引进外资、大肆举借外债的做法，陈云有针对性地指出：“‘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但是，外债中的自由外汇很少，绝大部分是卖方贷款。“这种买机器设备的外债的使用，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国内有多少财政拨款用于配套。”在出口方面，他提出：“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既能出口又不贱卖的方案。总之一句话：‘肥水不落外人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