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玲玲有记忆以来，第一个没有爸爸陪伴的生日。她看着满桌菜肴和一口未动的蛋糕，不断恳求妈妈给爸爸打电话，但周枫叶紧紧握着手机，就是不肯松开。
周玲玲着急了，她用力摇晃着默不作声的周枫叶，撕扯着她的衣服，不断哭闹。她质问周枫叶:今天的两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那个女孩也管自己的爸爸叫爸爸，为什么警察都喊爸爸张瑞民，为什么她们要骂她狐狸精，骂自己小野种，为什么今天要让爸爸跟那两个人走......
周枫叶回想着女儿这一天的经历，心痛如割，却又不知该如何向女儿解释此事，便只能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任由她把鼻涕眼泪蹭在自己身上。
时间分分秒秒流逝着，周玲玲不知什么时候靠着周枫叶睡着了，房间安静地只剩下时钟“咔哒、咔哒”的声响。当她看到墙上与时针重合于12点的分针再次向前移动了一格，握着电话的手一下子松开了，眼泪像是开闸的洪水，奔涌而下——周枫叶没有想到，这一次她赌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
这么多年，周玲玲的生日张瑞民从未缺席。在这一天，不管多重要的事情，在张瑞民眼里都要为女儿生日让路。也正因如此，尽管张瑞民从未在婚姻上给过她什么承诺，但她并不觉得有所缺失，也不曾牵怪。毕竟，她们当年之所以错过，是由于自己的父亲横加阻拦，是因为自己不够坚定。她庆幸缘分让自己能够再次遇到张瑞民，而更让她感动的是，他不仅没有嫌弃自己已婚妇女的身份，还给了她一个温暖的家。所以，她从未怀疑过张瑞民的话，她相信张瑞民不和陈琳离婚完全是因为女儿张晓艾。她理解张瑞民的难处，不想给他徒增烦恼的心情也是真的。同为亲生，非要逼迫一个父亲舍弃其中一方这样残忍的事情，她周枫叶做不到，也会于心不安。
没有哪个孩子是自己决定要不要来到这个世界，如何来到这个世界以及以什么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父母的过失不该由孩子承担；父母的纠葛不该让孩子面对，这，是她的原则。因此，十几年来，凡是关于张晓艾的事情，周枫叶从不多嘴，也从不攀比，她对张瑞民说:“只要玲玲觉得你是合格的爸爸，那你就是，至于你怎么对待晓艾，那不是我要操心的事情。不过，我也真心希望她同样觉得你是个合格的爸爸。”秉持这样的思想，一直以来，只要不牵扯到周玲玲，周枫叶都心甘情愿让步；即便牵扯了，如若只是小孩子想同爸爸闹闹情绪，她也会主动帮着张瑞民解围。
陈琳此次的做法触碰到了周枫叶的底线，她苦心经营这么多年的三口之家就这样土崩瓦解。陈琳毁了的不仅仅是她周枫叶的名声，更毁了她女儿的人生。她的女儿才十三岁啊，原是那么乐观、活泼、无忧无虑，她本应该健健康康地长大，可是如今，她却要被迫直面一个自己也许都不是很理解的尴尬的身份，被迫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公非议，这对她幼小的心灵将造成多大的伤害啊！她越是心疼女儿，对张瑞民爽约女儿生日的行为就越是难以原谅——他难道想不到，此时的玲玲有多么需要依靠他这个爸爸的关心来获取内心的安慰吗？！
那晚，周枫叶彻夜未眠。尽管站在法律角度，她是第三者，可站在爱情角度，陈琳才是那个真正的插足者。扪心自问，这些年在处理陈琳母女的事情上，她真的已经仁至义尽，退无可退了。她对张瑞民除了爱别无所求，她不求他离婚，哪怕担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她都心甘情愿。在这段关系里她不想伤害任何人，她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都如此卑微了，陈琳依然容不下自己，要这样咄咄逼人。她忍着委屈和怒火，主动提出让张瑞民送陈琳母女离开，一来是她的确不想看着张瑞民左右为难的样子，二来是她坚信张瑞民一定会及时赶回来给女儿过生日。她想通过张瑞民的选择让陈琳明白，她的胡搅蛮缠是换不来老公的真心付出的，更撼动不了她周枫叶和女儿周玲玲在张瑞民心中的位置。
然而，她错了。她预感到，倘若自己再不做出改变，她和女儿的生活也许很快便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由于张晓艾的百般纠缠，张瑞民在老家足足拖延了一个星期才得以脱身。为了避免更多纷争，他只是得空给周枫叶发了个短信，直言自己要晚几日回去，并没有做过多解释。他原以为，周枫叶向来善解人意，面对这样的突发状况定能理解他此时的难处，却没想到事态恶化的速度远超出他的想象。
站在周玲玲的角度，她是何等的无辜。从小到大，没有一个人告诉过她，她的爸爸姓张而不姓周，她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私生女，更不可能想到父母的关系在当下社会其实是违背公序良俗，甚至是违法的。那个男人是她呀呀学语时便喊着的爸爸呀；相册里的照片告诉她，打从她出生的那一刻，那个男人就陪伴在她和妈妈身边啊；尽管这个男人平日很忙，可是她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都是和这个男人有关的啊······那明明就是他的爸爸呀！如今，突然出现了一个女孩，抢走了她的爸爸，而她却要被别人骂为“野种”，忍受无处不在的议论和异样眼光，这不公平，这根本就不公平啊！
事后，周玲玲只去学校待了一天，就再也不肯上学了，因为她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听课。她觉得身边所有人看她的眼神都写满了嘲讽；她的耳朵里像是被塞进了一个复读机，不断重复着“婊子、野种”这样的谩骂；她的眼泪会在她察觉不到的情况下，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眼看着女儿日益严重的精神状况，张瑞民和周枫叶带着她去看了心理医生，并被确诊为应激性情感障碍。
为了治疗，也为了避免周围人带给她二次伤害，周玲玲休学了，张瑞民把她们娘俩带到了杭州和自己一起居住。而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周玲玲开始跟着私教学习英语。张瑞民的其目的有二:第一，他希望给女儿找点事做，分散一些精力，从而避免总是沉浸在不愉快的回忆里；第二，他计划尽快送女儿和周枫叶出国。张瑞民认为，以第三者和私生子的身份生活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内，于她们母女二人而言无异于背着一个定时炸弹，一旦爆炸，就极可能再次遭受道德的审判的威胁，他觉得西方相对开放的价值观也许更容易接纳她们，被攻击的风险也会大大降低。
周枫叶认可了张瑞民的建议，于是，周玲玲便有了这一年苦学英语的经历。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作用下，周玲玲不仅克服了心里障碍，还出落得更加自信了，怎么看都更像是一个凤凰涅槃重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