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四章 苏州萧条之因

刘韩墨细细讲开。

“苏州府一年核定的税赋为二百八十万石,而整个大明,一年税赋也仅有三千万石。”

“苏州所占之比,几近天下十分之一。”

“然而,苏州的耕田面积,却仅有天下的百分之一点一。”

“长期以来,苏州承担的税赋,比天下平均之数,高出近九倍。”

“若是与某些税赋较轻的地区相轻,相差更是十数倍。”

朱允熞沉默不语。

虽然知道苏州税赋较重,但也没有想到重到了这种程度。

但朝廷定税赋,一定有其用意,反复衡量了利弊,才做出决定。

老朱也不是任性胡来的人。

这种事情,在没有深入了解之情,最好不要轻易表态。

故而,他也就静静听着。

“本朝税制,凡官田每亩收税五升三合五勺,农田减少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一斗二升。”

(注:没官田是指因为犯罪查抄等原因充公的官田)

“苏州在元朝时,即有三分之一的田地是元朝朝廷的官田,后来反逆张士诚起兵造反,占了苏州,便将元朝的官田尽皆没收,一些曾依附元朝的官僚贵族,富贾豪商,亦受到惩罚,被抄没家产,没收田地。”

“如此一来,反逆张士诚治下,苏州的官田得以扩充,几达到近半。”

“及至本朝灭张士诚,再将其官田收归官有,又将曾效力于他的豪商地主家产田地没收,苏州田地便已有七、八成为官有。”

“而这其中,几乎又全部是税赋最重的没官田。”

“依税制,苏州焉有税赋不重之理?”

朱允熞恍然大悟。

苏州税赋最重,实际上是一个整体上的概念。

若是寻常老百姓所有的农田,那税赋仍然和别的地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别对待,给予重税。

问题在于,经过元朝,张士诚,大明等一轮一轮的变动之后,苏州绝大部分田地,都变成了税赋最重的没官田。

苏州的整体税赋,也就变得高得离谱了。

“有人认为,大多数百姓并没有多少田地,无非是租种富户大地主的田地,给他们交租,和给朝廷交税,又能有多少区别呢?”

“这样说也不无道理。”

“可苏州的情况与别处不同。”

“外地无田的百姓,租种普通的官田,一亩向朝廷交五升三合五勺的税。”

“而苏州大部分都是没官田。一亩要交一斗二升的税,比外地重太多。”

“最苦的,反而是穷苦百姓。”

朱允熞听到这里,不由得张了张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大明有严格的户籍制度,百姓是不能随意去外地的。

可他们必须要生存,要租种田地。

租不到税赋较轻的官田,就只能租税赋更重的没官田,负担可想而知。

朝廷打击豪强地主,最后却变成了由无地的百姓来承担成本。

这个结果,委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

但纵观历史,自古至今,大多数政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打击豪强,抑制兼并。

历朝历代都在做。

毕竟,任何一个统治者都知道,百姓没饭吃,走投无路,是要造反的。

但收效嘛。

土地兼并这个难题,并没有一个朝代控制住了。

“田税一重,百姓们只能另谋生计。”

刘翰墨笑道:“苏州自古便是商贸中心,田地所产不足,便用商贸补之。”

“无田的贫苦农户,也可进入豪商大户做工,以补生计。”

“如此一来,苏州城不仅不会萧条,反而格外繁荣。”

朱允熞再度愣了一下。

这倒是一个意外的作用。

这算不算另类的“圈地运动”呢?

无地又承担不起重税的农民,被迫进城务工,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促进了苏州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刘翰墨叹息了一声,又道:“可本朝与前朝不同,前朝对商贸不加限制,甚或鼓励。而本朝重农抑商,且禁绝海贸,严厉远甚前朝,苏州的商贸便也渐渐不行。”

“在此之前,也不过是勉力支撑。”

朱允熞笑道:“刘大人所说的这些,与孤似乎并无关系啊?”

他心中疑惑。

自己提议开海禁,对苏州只有好处。

至于加征商税,虽然会暂时加重商户的开支,却绝不至于让他们破产。

而以税证的名义,放开经商资格,更是只会促进商业的繁荣。

刘翰墨行礼道:“太孙殿下经天纬地之才,文有诗词可传千古,武则统千军所向披靡,在朝堂所给的几条建议,也皆切中要害。”

“加征商税虽非让商户收入减少,但目光放长远一点,便知此策可使经商更稳定。”

“况且太孙殿下又制定了发票制,税证制。”

“一方面是放开了寻常百姓经商的门槛,打破了商户的垄断。”

“另一方面,又杜绝了各地官府重复收税的问题。”

“老实说,商户们的实际税赋未见得增加,也许还有减少。”

在此之前,大明的税赋虽然很低,可征收却十分混乱。

地方官府到处设卡收税。

每过一个地方,就可能被收一次。

看似很轻的税,便变得重。

实际上,这些地方官府收的“过路商税”,大多数都没有进入大明国库。

若说全部贪污了,那也不是。

老朱反贪严厉,洪武年间的官员,还没有这么大的胆子。

只是收过路商税这件事本身,就需要雇佣大量的人力。

而收上钱之后,地方官府便拿着这笔钱,去聘请更多的人,做这事,做那事。

甭管有没有用。

任何官府,都是倾向于不断的扩充衙门和机构的。

没有事做就找点事。

各种文件,开会,点卯……

何况,人浮于事,也是惯例。

即令后世科技文明时代,地方官府的扩充倾向,也是难以抑制的。

朝廷必须通过强制限定编制名额,通过一道又一道行政命令,责令地方官府不断裁员,减员……

仍然只是勉强控制住官僚机构不拼命膨胀而已。

若是朝廷不强制管着,放开口子的话,很多地方官府能迅速将编制人员扩充几倍,几十倍。

家家户户吃公家饭,也不是笑话。

至于怎么养,养不养得起……寅吃卯粮,先混着再说。

真要擦屁股,那也是下一任主政官员的事。

大明的编制,可没有后世管制那么严。

官员上任都是自己带人。

而县衙府衙的人员聘任,基本上主政官员一个人说了算。

如此一来,收到钱之后,衙门办各种杂事的人数,便相应的增加许多。

银子都花出去了,朝廷却没有收到一分。

发票制度建立,按票收税,杜绝地方官府重复征收,对很多中小商户来说,实际上是减轻了负担。

真正加重负担的,也就是那些巨贾豪商。

因为他们往往与权贵勾结,或者干脆就是权贵的家人奴婢。

在此之前,地方官府也不敢向他们重复征税。

故而,朝廷中有权有势的官员,才会对朱允熞提出的改革税制,加征商税之事那么不满。

毕竟,牵涉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

刘翰墨道:“除了少数巨贾豪商,苏州的中小商户,寻常百姓,都对太孙殿下的建议赞不绝口。”

“开放海禁,更是让大家欢欣鼓舞。”

朱允熞不解道:“依你这般说,苏州应该因孤而繁荣才对,却又为何因孤而萧条呢?”

刘翰墨神色黯然,深吸了一口气,道:“太孙殿下想必还记得吴忘庚之事?”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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