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天夜里，我站在北面房间的窗子前观察马路上、院子里人们的动静。直到12点钟，听到马路上有人说：”二校门快拆完了！”这时我才怀着悲愤的心情，拖着疲倦的身躯躺下休息。心中有事难以入睡，辗转反侧总睡不着，吃了安眠药，冲了一个冷水澡，迷迷糊糊渐渐睡着了。大约凌晨2点钟，有几百名清华附中的学生来到大学教职工住宅区，分别把几个公寓楼团团围起来，呼喊着林彪讲话中那几个打倒一切的口号，谩骂着、叫嚷着，冲进了九公寓。我被惊醒了，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还未来得及穿上长衣裤，学生冲进了我的卧室，几个人架住我就往外走。在楼梯上，几个电机系的大学生拦住了他们，大声恳求着：”附中的同学们，你们要注意政策，别这样！你们把刘冰交给我们好吧？””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干扰我们的革命行动？””我们是大学电机系的同学，负责看管刘冰的。””不行！你们让开路！”双方大声地对着话，相互争着来回拉我，中学生人多，把几个大学生挤在一边，架起我走出楼去。在楼门口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了起来，几个人扭住我的胳膊，抓住脑袋往下摁，推着我往前走，并且用皮带抽打我的脊背，前后左右都是人，喊着口号，边走边打。往什么地方去，我不知道，走的什么路，我也不知道，只感到时间很长，走了很远。打我的时候，开始感到疼痛，后来感到麻木，最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他们都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不懂事呀！我大声呼叫：”你们违反政策！”他们全不听。无可奈何！只有任其宰割了。就这样走啊、打啊，大约有一个小时，我估计可能是在校内的马路上转游，搞”游行示众”。后来走进一个房子里，不打了，让我跪下，去掉了蒙在眼睛上的毛巾，我才发现这个房子是大礼堂西侧的阶梯教室。各系的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各部正副部长、校行政各处的处长，都集中在这里，成行地跪在地上。水泥地坚硬而不平，两个膝盖觉得有点凉，后来感到痛；最难受的是腰部，又痛又酸，因为在路上有几个人用脚踢了我这个部位。我请求坐在地上休息一下，但不允许，只好就这样跪着。我看着面前一片跪在地上的同志，想起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讲话，仿佛他那尖厉的声音又在我耳边响起：”开展猛烈的进攻！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感到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我心想难道跪在这里的清华党组织的骨干们就是这场”革命”要进攻、要打倒的对象吗？这样的行动就是响应”副统帅”的号召？这真是出奇！真是可笑可悲！
天将拂晓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了号令，把我们先转移到了科学馆，后又到了生物馆，然后宣布纪律：不准回家，不准乱说乱动，一切行动都要听从红卫兵指挥，如有违犯，要严厉制裁。在生物馆，每天让我们背毛主席语录，向毛主席表忠心，早请示，晚汇报，接受红卫兵的训话。最使我反感的是一个戴着红袖章、穿一身旧军服、一只眼睛还有点毛病的年轻人。这人说话粗野，开口就骂，带着一帮人，把我们按在地上，用棍子抽打，然后又强迫我们互相打。谁打的我，打了多久，我不知道，因为我的脊背8月25日凌晨被打麻木了，已经不知道疼痛。后来别的同志告诉我：”你的脊背上都是血，汗衫沾在肉皮上，全变成红的了。”强迫我用棍子打的是校医院院长谢祖培同志。他是一位留学德国的专家，为人直爽、忠厚，1957年虽然也被批判过，但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好人，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实在不愿意打，也不忍心打。不愿打，因为我是个共产党员，怎么能动手打一个非党的老专家呢？不忍心打，因为他是个老人，是个好人，我怎么能打这样的人呢？况且我从来没打过人。但那位年轻人硬是逼着我非打不可，我拒绝打，他就打我的耳光，还用棍子打我的脊背，骂我招降纳叛，包庇坏人。一直纠缠不休，无可奈何，我只好用棍子在谢祖培同志的屁股上打了几下。虽然只是几下，但一直到现在，我都感到内疚，因为我失掉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