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1935年2月21日，瞿秋白等人在汤屋遇到万永诚，万永诚的妻子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所属部队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徐氏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的行踪。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书生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敌人又让被俘的、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中国前“魁首”瞿秋白。
至此，事件水落石出：出卖瞿秋白的首先是万永诚妻子招供，其次是郑大鹏指认，之后周月林、张亮也曾向敌人说明林琪祥即瞿秋白，周、张二女并非完全无责。
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1980年3月，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五、拒绝劝降，从容就义
在曾在苏区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的郑大鹏的指认下，瞿秋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他坦然一笑，说：“既经指认，我就不用‘冒混’了。我就是瞿秋白。我在上杭笔述的供录，算是作了一篇小说吧。”
确认瞿秋白的身份后，上杭国民党当局将瞿秋白押送到长汀，由蒋介石的嫡系部队36师看管。36师师长宋希濂，湖南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担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宋希濂曾经读过瞿秋白的著作，仰慕瞿秋白的学问，听过瞿秋白的演讲，他希望能够劝降瞿秋白，立下大功。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瞿秋白住的房间有地板，室内有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两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和师部一样标准，有时还加几两酒。宋希濂以下大小军官对瞿秋白很是尊敬，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们附庸风雅，多有求字求印者，瞿秋白一概来者不拒。
面对宋希濂的“优待”，瞿秋白以不卑不亢待之，同时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绝不向敌人投降。
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后，5月初，宋希濂为劝降瞿秋白，和瞿秋白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从理论一直谈到将来的出路，劝瞿秋白回心转意，跟着国民党来做。瞿秋白跟他理论，说你们三民主义那套理论，我绝对是不看好的，那是个大杂烩。瞿秋白还批孙中山“大贫小贫”的理论，说这个你们是站不住脚的。讲理论，宋希濂当然不是瞿秋白的对手。几个小时下来，宋希濂知道瞿秋白是不会投降的，以后就再也没有向瞿秋白劝降。
宋希濂劝降之前，军统曾经对瞿秋白做过劝降工作，结果当然失败，此次宋希濂劝降也告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于6月2日密令处决瞿秋白。陈立夫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派出曾任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后被捕叛变的陈建中和中统劝降老手王杰夫，带上福建省党部书记钱永健、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前往长汀，向瞿秋白劝降。
临行前，陈立夫特别召见王杰夫，对王说：“如能劝降瞿秋白，那在国内国际上的号召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并向王杰夫布置：劝降瞿秋白后，通过瞿秋白查明共党在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关系和在江西的潜伏计划，然后一网打尽。
陈、王、钱、朱四大劝降能手来到长汀，宋希濂接见，对这四个人说：军统的人没有劝成，我也没有劝成，就看你们怎么样了，我估计你们大概也劝不成。王杰夫夸下海口：军统做不成的事情，我们中统绝对能够做成，你宋希濂做不成的，我们也能做成。
与瞿秋白谈话前，王杰夫等人商定了一个劝降的方案：一是用亲属和朋友的情感打动瞿秋白；二是以中央中的叛徒投降敌人以后所受到的所谓优待、重用的例子（如顾顺章）来对他进行“攻心”。王杰夫自信地说：“我们有办法，比他顽固的我们做成功的例子很多。他（指瞿秋白）很顽固，很坚决，动摇不了。李司令（默庵）和宋司令（希濂）都认为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好好干，做出成绩给他们看！”
但是，这帮特务连续两天劝降，都被瞿秋白顶了回来。最后，他们开始使用“识大体”和“爱惜”瞿秋白才学的方式进行劝降。
“你要识大体。最近残部流窜西去，只余下几个小股，很快就要肃清，中国已经空前统一，穷途末路，大势已去。‘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为什么这样顽固迷信？我看瞿先生还是从速考虑吧！”“你如果决心生存下去，不一定叫你做公开的工作。你可以担任大学教授，也可化名做编译工作，保证不让你公开。瞿先生，你学识渊博，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所以，我们为国家爱惜你的生命。瞿先生，你不看顾顺章转变后，南京对他的优待？他杀人如麻，中央都不追究嘛！”
瞿秋白丝毫不给这帮特务留有余地，坚定地说：“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这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笨拙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这一席慷慨陈词，说得满室敌特失色动颜。
离开长汀的前一天，这帮特务还不死心，又去见瞿秋白，说：“瞿先生，我们决定明天就离开长汀回到南京。你是不是在我们走以前，最后表示你的真正态度。我们同你的亲友一样诚心诚意挽救你，爱惜你的才学。”意思很明显，他们一走，瞿秋白的死期就到了。
瞿秋白回答得毫不含糊：“劳了你们远道而来，几天来费尽心机和口舌。我的态度，昨天都谈得一清二楚，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的！”
当晚，宋希濂为王杰夫等人饯行。席间，王杰夫悲哀地说：“我们不能做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宋希濂说：“我们做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做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代？”
国民党统治者不能招降瞿秋白，便决定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
本来，6月2日，蒋介石就发出了“就地处决、照相呈验”的密令，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
6月17日夜，36师参谋长向贤矩奉命来到瞿秋白的囚房，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他们希望，也许这位蜚声国际的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从而屈服。瞿秋白万一有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他们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6月18日，早晨8点，36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这时，宋希濂和36师的大部分军官，共约100多人，先后走到堂屋里来。9时20分左右，瞿秋白走出房间，仰面向站在堂屋里的这些军官们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大门。
瞿秋白走出大门，来到中山公园，坦然正正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了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那幅珍贵的毫无惧色的瞿秋白遗照。据一位临场记者当日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喝到一半，瞿秋白说：“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酒喝完，瞿秋白缓步走出中山公园，在匪兵刀枪密布环护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两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20米也无法行走，恐怕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万岁”的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临场监刑的国民党军36师政训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清楚地听到了“英特纳雄奈尔……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并要求刽子手正面开枪。
两声清脆的枪声，不屈的人瞿秋白，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罗汉岭盘龙岗。
这一年，瞿秋白年仅36岁。
六、《多余的话》：瞿秋白的自我解剖
瞿秋白身份暴露后，在长汀被关押期间，约在1935年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写了近两万字的自传性的《多余的话》。《多余的话》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
“何必说”代序以“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开篇，表明自己要“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历史的误会”是瞿秋白的个人小传，叙述了自己1917年到北京至1931年中“当了中国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的政治生涯，并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意思是说自己并不适合做政治家，当中国的领袖期间也很不称职。
“脆弱的二元人物”主要是剖析自己的人生观。在这里，瞿秋白首先说明自己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说明“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同时又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致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说明自己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后，瞿秋白表明了自己对政治的厌倦：“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得过去就算了。我对于政治和党的种种问题，真没有兴趣去注意和研究。”
“我和马克思主义”主要叙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当我“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同时表明自己“真正用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不过半年”，“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唯物论的哲学，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论，以及经济政治学，我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对自己获得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虚名非常惭愧。最后，瞿秋白表明：“我的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曾经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好的坏的影响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来判断—而到了现在，我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
“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主要检讨自己作为最高领导人期间“盲动主义”错误产生的原因和危害，以及和“立三主义”的关系。在这里，瞿秋白指出：“我的观点之中不仅有过分估量革命形势的发展，以致助长盲动主义的错误”，还有“对于中国农民阶层的分析，认为富农还在革命战线之内，认为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在某些大城市取得暴动的胜利等观点”。同时说明：“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点—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逻辑的发展”，“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文人”一节主要说明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旧式“文人”，根本不是政治领袖的“料”，“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
“告别”一节充满了悲凉和辛酸：“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1930年初或是1934年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按：指爱妻杨之华）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