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告诉他我们不乐意就得了。”他说。
我完全不明白凯文何以能想出这么个法子。
这天早晨，轮到我给抵制中国找借口，我再一次显得笨手笨脚。
”我觉得能办到，”我对朋友说，”不容易，但能做到。”
她发出了最后一击。
”你绝对办不到。”
我们只好把这个话题暂时搁下。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谈到了她的孩子，我的孩子，她那儿的天气，我这儿的天气。我们再次向彼此道了新年快乐，接着挂机。
这次聊天叫我很不爽。我想要的是无条件的支持，在我们长达30年的友谊中，我不就是这样待她的吗！又或许我不该这么惊讶。打从她四年级时搬来街上，很快就在全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最聪明的姑娘加最好看的发型，之后就成了我们当中的大姐头；而我的角色一直是温顺有趣的伙伴。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这种时候，她应该克制冲动，少发表她那些不同的观点，支持我的计划。
在这次跟朋友的恼火交流中，总算还留着一线生机。于是，那天过后，我跑到另一位朋友家去参加聚会，围在电视前看玫瑰碗（美国橄榄球季后赛之一）。我对比赛结果并不在意，因为我对密歇根和得克萨斯之间的较量毫无认识，但我渴望跟一屋子朋友聚在一起-一群手里捧着啤酒、脑瓜子里想着橄榄球、对熟人护短的地道美国朋友，一群过去五年没住在巴黎、没变得傲慢、刻薄又法国味儿的土生美国朋友。
等我们到了场，在橄榄球聚会上找好座位，一切便开始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从这群人里获得赞美是很容易的，因为里头还有一对夫妇是我的同事。以下是我从他们那儿挤出认可的做法：到了广告时间，总该有人说点什么，我假装很有兴趣地问大家，有没有许什么新年愿望。这是个稳妥做法，不管他们是打算提高自我修养，还是像凯文那样眼珠儿一翻，根本没想过这一点，我反正是一味说好。等他们说完了，我就问，”想听听我的吗？”谁也不能在这时候说”不”吧。
然后，我把抵制计划告诉了他们，身子往后一靠，静待赞美。一时间好话一片：多了不起的想法啊，我们也应该做点什么吧，还有，祝你好运。到了半场休息时间，我又想方设法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到中国和我们即将开始的家庭战斗上。每个人都从地板和附近的柜子里拿起物件，翻过来看产地标签。结果，朋友的家跟我家一样”中国”，只有一个人翻出了小小的惊喜：一件叫”饥饿河马”的塑料玩具，美国制。回家的时候，我内心充斥着极大的满足。
接下来的几天，我走到哪儿就把抵制的事儿传到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