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收的学费奇高，但教授法无人能及——托马斯·卡莱尔。
在美国的工程界，经验比学历值钱！
研发部门成立后，很快，整个I/ODivision的工作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处处被动转为了主动，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主动发现了产品设计中存在的一些潜在的问题。
为此，苏主管来我这里也越来越勤了。
苏主管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过去，他的很多想法没有人能够帮助他实现，现在有了我，又成立了Division自己的研发部门，他的很多想法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但无奈整个研发部门只有我和妮娜两个人，因此根本忙不过来，所以有一天，苏主管又来找我了，准备和我商量再为我配备一个助手的问题。
“我建议招个更高学历的工程师进来，比如招个博士进来，这样将能更好地提升我们的研发能力。”商讨中我向苏主管建议道。
当初我来美国时，我的想法就是要读个博士，那时，能获得一个博士学位，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人生的巅峰了！因此，当苏主管提出要给我配个助手时，我自然想到了要招一个博士进来。
也许有人会想，你自己才是一个本科，却要招一个博士进来，不是自找麻烦吗？
但我不是这么想的：首先，我对自己的能力有着高度的自信，当时在学校时，我的那些学长学姐们一个个不都是博士？但还不是一个个都敬佩我？再说，我感到要把研发部门的水平提上去，也必须有一些高能力的人加入进来。
但想不到苏主管听了我的建议，放下了手中本已拿起来准备喝茶的杯子，说：“博士？我才不要！”苏主管一面说一面露出轻蔑的眼神。
我见苏主管对我的建议如此反感，感到很意外，于是就不解地看着他。
苏主管见我仿佛对他的话很不理解，于是就善意地向我解释道：“你是从大陆来的，我知道在中国，自古以来都是以学历为重，所谓‘学而优则仕’。但在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非常崇尚实用主义的地方！”
“在美国，街上插皮鞋的博士多得是！”苏主管又语出惊人地说道。
我听了不禁吃惊地睁大了眼睛看着苏主管。
苏主管见我吃惊的模样，就笑着开导起了我：
“在‘硅谷’，最先进的东西都在工业界，包括斯坦福大学的一些高级课程，也都是由来自工业界的精英们上的。而一个博士，时间都花在了写论文上，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工业界的最新技术。”
“你想一想：念一个博士至少要五年时间，就为了一篇论文，而一个工程师这五年在工业界可以接触和学到多少新东西？”
“如果有一个博士和一个有五年工作经验的资深工程师摆在我的面前让我选择，你说我会选择谁？毫无疑问自然是选择后者了！”苏主管说着说着亮出了他的用人标准。
“你去钻学问的牛角尖没有用，工业界需要马上能解决技术上疑难杂症的人！”苏主管越说越起劲，仿佛被打开了话匣子。
“就以当时聘用你为例，当时确实有几个博士来应聘过这个职位，但我都没有要！”
苏主管的话并非虚言，那时美国刚刚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衰退周期，因此哪怕是博士，毕业后，要找到一个工作的难度也非常大，因此即使如测试工程师这样的工作也是一职难求。
“为什么？因为后来你来应聘了，当时我一看你带来的图纸，又仔细看了你带来的那个硬件装置的焊点，就知道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我从图纸上看到了你的设计能力，而从焊点上看到了你的动手能力。”苏主管说着打开茶杯盖子，喝了一口，又继续说了起来，仿佛意犹未尽。
“因为我看到你的焊点非常圆润，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如果他的焊点很漂亮的话，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人一定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否则，没有经过大量的实际锻炼，这焊点是不可能焊得很漂亮的！”苏主管见我在仔细听，但表情又仿佛有点迷惑不解的样子，于是就又进一步解释道。
说实在的，苏主管的话是有道理的。
在那个年代，还是分立元器件当道的时代，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也没有现在这么高，不像现在整个电路都被设计在一个芯片之内，加上那时的CAD软件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因此当时一个电子线路的设计实际上就是一大堆的分立器件，包括大量的通用集成电路的集合。
因此整个设计是否真的没有问题，非常大的程度上还是需要靠硬件设计工程师的实践经验，并通过对设计出来的硬件电路进行大量的实际调试和反复的修改后才能最后定下来。
而在这大量的实际调试过程中，必定包含着大量的焊接工作，这些工作只有设计者自己来做，不可能在旁边坐着一位技术员，要换元器件了，喊一声，让技术员给换好了，然后自己再继续调试。
而苏主管对博士的那番评价，也并非有意贬低博士生。
在当时，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和一个五年工作经验的资深硬件/软件高级工程师相比，后者远远吃香得多，不仅工作更好找，而且工资也会更高！
因为博士的定位是研究和发现新的东西，而工程师的定位是解决当前出现的疑难杂症。
在那个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决战时刻的年代，在工业界，可以说是每天各式各样的新概念如韭菜般地“越割越多”。
而这些各式各样的新概念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技术上的疑难杂症更是层出不穷。
因此当时并不缺少各种各样的新概念，而是由此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技术上的疑难杂症急需大量的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人去解决，如果这些疑难杂症无法解决，那么背后的新概念就一分不值！
所以当时在“硅谷”，可以说并不缺少新概念，缺少的是由新概念带来的层出不穷的“疑难杂症”需要有人去解决！
而这些“疑难杂症”如果被解决了，那背后则是立竿见影的新增利润！
美国又是一个非常崇尚实用主义的国家，谁能解决问题，就意味着能快速带来金钱上的回报，自然谁就是“大爷”！他们根本不管你是什么学历！！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出了一个新概念，但没有解决方案，那就自然是一钱不值！
因此那时，“硅谷”的找工作履历和中国是截然不同的。
在中国，一定是把学历写在最前面，如果是博士，那更是需要大大炫耀一番了！
而那时在美国“硅谷”，都是把自己的工作经历写着最前面，而学历只是附带性地写在最后面。
整篇履历，强调的首先是你有多少年在应聘领域内的实际工作经验，包括具体解决过哪些棘手的问题！
如果你把学历写在前面，对方一定会认为你没有东西可写！
而我和苏主管的这番谈话，对我日后的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颠覆了我最初来美国时想念个博士学位的想法，而是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在美国人眼里，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不是你的学历，而是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让我逐渐地从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实用主义者——颠覆了我原来要想摘取科学桂冠上的明珠的想法。
我发现科学桂冠上的明珠是一个抽象的、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但它就在你的身边——那就是你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种种“疑难杂症”！
当时，在“硅谷”的工业界，同样能力，同样经验，学历低反而更有竞争力！
这是因为对于企业来说，博士要付博士的钱，硕士要付硕士的钱，而本科当然只需付本科钱。
所以在同样能力和同样经验的前提下，自然是雇佣一个本科学历的工程师对公司来说成本更低。
更重要的是：要解决问题，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和经验，而不是学历！
因此，几年后，当我作为一名资深的高级工程师开始驰骋“疆场”的时候，我的工资比我的导师还要高30％，以至于我感到再把时间花在念博士上简直就是一个浪费，因此我宁可把时间花在提高自己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上，不过这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