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贵嫔早早就得到家人的讯息，一反常态地表现出高风亮节的作风，认为自己父亲为官家办差是义务，也是责任，不需褒奖。
赵槿一听，龙颜大悦，当即吩咐下去，日后若赵家在其他地方开设钱铺，一律优待；各官衙若是有银钱转运，可以适度增加雇佣金的份额，不能寒了赵家的一片忠心。
随着官家的旨意和赵家在各个衙门的多方打点，赵家会票生意逐渐热络了起来。
十一月，王汝斌操作了户部的往来重庆的业务。
随后，兵部也委派了由临安到江陵府（今荆州）的业务。
由此，赵记会票，在南北沿海和东西水路的两条业务线，正式打通。
赵云并没有在广州待三个月。
他忙完了广州的第一单会票生意后，就跟着运钱船，接了司马延等人，返回临安。
乘着首战旗开得胜的势头，赵云建议赵王氏在九州岛再开一条会票业务线。
赵王氏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
她对没有朝廷委托的境外会票业务感到怀疑。
赵云准备了说服她的理由：一，九州的博多港是东瀛诸岛与周和高丽商业往来的桥头堡，钱种兑换市场巨大；二，超过百分之九十的周商，在博多港停泊交易，会票市场可观；三，通过会票可以控制周商在周国和东瀛之间的现金流，进而控制钱种兑换市场。
另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也是短期的利好，赵云没有跟赵王氏说。
那就是东瀛金、银、铜钱的兑换率。
在广州的时候，赵云听到陈来生说起博多钱种的兑换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激动地一刻也不能停留。
东瀛盛产沙金和白银，却缺少铜，各个藩国也急需铜钱充入市场。
因此，在东瀛，周国铜钱兑换金银的价值极高。
同时，由于东瀛还没有形成完全统一度量衡，随意可以钻的空子也很多。
但是大体上，在东瀛，1两金=4?6两银=5?8贯铜钱。而此时临安1两金=20两白银=80贯铜钱。
如此大的兑换差，简直是老天追着自己给钱啊！
不过，道听途说，没有验证，赵云觉得还是有了实证，再告诉赵王氏的好。
赵王氏心动之时，刚好户部交给赵家那批运钱去重庆的业务，此事便搁置下来。
回到临安后，赵云只在城中家里住了一晚，就去了“隐庄”。
小别胜新婚。赵云和柳北疯狂了两日后，二人的教学开始步入正轨。
在这段时间，赵云选拔了**名少年，派往各处金银铺。
十月的一天，津田美绪来到“隐庄”。
赵云感觉有事，果然佐佐木泰清带着石井太郎和津田美绪，向赵云辞行。
对此，赵云早有心理准备，却依旧热络挽留。
经过近半年的相处，赵云和佐佐木泰清关系非同一般。
赵云为人豪爽热情，仗义疏财，令佐佐木泰清避免了依靠石井太郎摆摊卖货供养的窘境，令其十分感激。
同时，赵云也不像其他周国官员那样无视来自东瀛的自己，让他遭受的屈辱得到了抚慰。
“佐佐木君真是要回东瀛吗？”
见佐佐木泰清态度坚决，赵云知道对方这段时间的安排已经到了一个段落，极有可能回东瀛夺取自己失去的东西。
“是的。赵君。”佐佐木泰清眼中露出真诚的感激之色。
“叨扰赵君及家人这么久，不胜感激，但是，我要回去了。感谢您在我最窘迫的时候帮助我。希望日后有机会报答您。”
说完，佐佐木泰清后退一步，郑重地翰躬。
石井太郎和津田美绪，则向赵云行跪拜礼。
最后关头，赵云岂能失了礼仪，落了风度，连忙也回了礼，心里想着，老子这段时间好吃好喝伺候着，佐佐木泰清，你可有的要还了。
双方起身后，赵云走上前，拉着佐佐木泰清冷冰冰的手，一脸不舍说道：“我家有海船在明州，如果有需要只管说。”
听了赵云的话，佐佐木泰清脸色一红，低下头，咬着嘴唇，又回头看看始终追随自己的二人，似是下了很大决心，转头看向赵云：“赵君，我正的需要帮助。”
“你说。
“我需要一笔钱。”
“多少？”
“十万贯铜钱。”既然已经开口，就没有什么藏着掖着，佐佐木泰清报出了数目。
赵云眉头微微一蹙。
虽然他猜到对方会向自己借钱，但是他没料到对方要这么多。
赵云沉吟片刻后，忽然笑道：“你的士兵都招募齐了？”
听得赵云此话，石井太郎和津田美绪神情蓦然一变，佐佐木泰清却只是稍一错愕，就神色坦然说道：“直接听命于我的，有一千人。”
“不过，”见赵云目露思索之色，佐佐木泰清声音有些急切。
“这点人不足以成事。但是若有了熊谷氏相助，大事可成。对方的条件是，铜钱！大周的铜钱！”
以前，赵云以为大周的陶瓷、书籍、茶叶和丝绸，是周大宗出口东瀛的货物。
可是后来去了广州，逐渐接触出海的生意后，才知道周国铜钱才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出口物，尤其是对东瀛的贸易。
这种“货物”不显于市舶司的账簿中，因为铜钱出口都是走私行为。
目前，台州、温州、广州和泉州是走私铜钱最严重的地区。
由于铜钱被大量收购偷运到海外，当地市舶收入递年减少，如嘉定年间，泉州日舶税收钱超十余万贯，到绍定年间才收四五万贯。
而台州走私更为猖獗，由于走私商人的收购，台州城曾无一文小钱可用。“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铜钱外流触目惊心。就连一些不出名的小海港都加入走私铜钱的大军。
后世在广东澄海发掘的一个周代佛寺遗址中，出土了两周铜钱1800多斤。
该佛寺位于周时的一个出海港附近，而佛寺则是海商集会之所。
铜钱外流，扰乱了周国的经济，受到朝廷的严厉打击。
周太祖时有令：“二贯者徒一年，五贯以上弃市”。
庆历年更加严厉了，“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
周室南渡以后铜钱外流的禁令更加森严，还规定在国内与蕃商的交易不能用铜钱，违者二贯以上就要流配。
绍兴时，又将商人携带铜钱出海限制在五百文以内。
但是朝廷的诸多禁令仍不能遏制铜钱的外流，主要是铜钱走私盈利极大。
史书记载，“每是一贯之数可以易番货百贯之物，每百贯之数可以易番货千贯之物”，“类此之类奸民安得而不乐与之为市”。
十倍、百倍的高额利润，使周廷的禁令苍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