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七章 江东二张——张纮hóng

张纮,字子纲,广陵人,孙策、孙权谋士。

张纮,早年到洛阳求学,钻研《易》、《尚书》、《韩诗》、《礼记》、《左氏春秋》等古代典籍。回到家乡后,被推荐为茂才,而张纮并没有接受,此时张纮已经是声名遐迩了。但是随着局势的日益混乱,张纮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居江东,此时正值孙策招募队伍,张纮便和同郡秦松一起投奔了孙策。《三国志·孙策传》中更是提到:“彭城张昭、广陵张纮、秦松、陈端等为谋主”。《三国志·陆绩传》云:“孙策在吴,张昭、张纮、秦松为上宾,共论四海未泰,须当用武治而平之。”这说明张纮和张昭一样,共同参与了孙策在江东一系列战役的策划工作,足见张纮在这个时期的地位。

《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中还提到:“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讨。”后来孙吴的继任者孙权对张纮也是非常尊重。同传注引《江表传》中说:“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

张纮,为孙策政权确定了堪与《隆中对》媲美的国策,明确了孙吴政权的发展方向,《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历》云:初策在江都时,张纮有母丧。策数诣纮,咨以世务,曰:“方今汉祚中微,天下扰攘,英雄俊杰各拥众营私,未有能扶危济乱者也。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求先君馀兵,就舅氏于丹杨,收合流散,东据吴会,报雠雪耻,为朝廷外籓。君以为何如?”纮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衰绖之中,无以奉赞盛略。”策曰:“君高名播越,远近怀归。今日事计,决之于君,何得不纡虑启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雠得报,此乃君之勋力,策心所望也。”因涕泣横流,颜色不变。纮见策忠壮内发,辞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迟,齐、晋并兴;王室已宁,诸侯贡职。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雠敌可报。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业侔于桓、文,岂徒外籓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策曰:“一与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于君,策无复回顾之忧。”这个发展国策,受到后世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张纮完全同意孙策的既定策划,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挥,比孙策更加明显,在表述中,孙策还不敢正面提到消灭袁术,全部攻占扬州,以及夺取刘表所据有的荆州。张纮则明确说“荆、扬可一”,即是在“收兵吴会”后,立即消灭袁术,并乘胜进攻刘表,夺取荆州。同时他还不满意既定策划的最后目标,仅在于建立一个割据性的地方政权,亦即孙策所说的“外籓”,而是“据长江”,攻灭异己。然后打着“匡辅汉室”的旗号,一匡天下。这个建议,有的属于当前的,有的则是远景,补充并发展了孙策的既定策划。这是孙策政权建立和发展的蓝图。从此,张纮成为孙策政权的重要谋士之一。

张纮的建议简单明了,既没有《隆中对》中所谓“复兴汉室”的空洞口号,也没有《隆中对》中那些遥远而未必正确的战略远景,而是一针见血,为孙吴的发展指明了道路。由此可见张纮此人的远见卓识。

张纮的第二个功劳,就是促成了曹魏和孙吴的暂时联盟,为孙吴政权的建立和稳固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三国志·张纮传》记载:建安四年,策遣纮奉章至许宫,留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与亲善。曹公闻策薨,欲因丧伐吴。纮谏,以为乘人之丧,既非古义,若其不克,成雠弃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从其言,即表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曹公欲令纮辅权内附,出纮为会稽东部都尉。

另外在《三国志·孙策传》中还记载了一件事情:是时哀绍方强,而策并江东,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抚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综合这两段资料,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张纮在出使许昌以后,促成了曹操与孙策的结亲;而当孙策新亡,孙吴政权内忧外困的危局下,张纮凭借一己之力,不但成功说服曹操放弃了对孙吴进攻的企图,而且进一步缓和了双方的关系。也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后来进行的内部稳定的战争中,曹操一直没有进行干涉,这从客观上为孙权成功平定江东的叛乱、巩固自己的地位获得了宝贵的时间。

《三国志·张纮传》注引《吴书》云:权初承统,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难,深怀忧劳,数有优令辞谢,付属以辅助之义。纮辄拜笺答谢,思惟补察。每有异事密计及章表书记,与四方交结,常令纮与张昭草创撰作。纮以破虏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三国志·张纮传》云:后权以纮为长史,从征合肥。权率轻骑将往突敌,纮谏曰:“夫兵者凶器,战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壮之气,忽强暴之虏,三军之众,莫不寒心,虽斩将搴旗,威震敌场,此乃偏将之任,非主将之宜也。原抑贲、育之勇,怀霸王之计。”权纳纮言而止。既还,明年将复出军,纮又谏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虽有皇灵佐于上,文德播于下,亦赖武功以昭其勋。然而贵于时动,乃后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隐息师徒,广开播殖,任贤使能,务崇宽惠,顺天命以行诛,可不劳而定也。”于是遂止不行。从这两段资料中可以看出,为了孙吴政权的稳固,张纮不但在幕后运筹帷幄,而且亲临前线献计献策。如此尽心尽力,难怪孙权会对张纮十分尊敬,同传注引《江表传》中说:“初,权于群臣多呼其字,惟呼张昭曰张公,纮曰东部,所以重二人也。”

张纮为孙吴政权立下的第四个功劳,是建议孙权建都秣陵。张纮认为秣陵“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天之所命,宜为都邑。”后来刘备到访东吴时,也认为应该把都城定在秣陵,可谓是英雄所见略同。孙权后来也实现了张纮的遗愿——建都秣陵。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初,张纮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抛开所谓的“地有其气,天之所命”不谈,一个国家的定都,本来就意义非凡。定都秣陵,符合“天子守国门”的原则,也表明孙吴发展、防御的重点放在曹魏方向,是国家基本国策的一个表现形式。

张纮在还吴迎家的路上病故,临终之时,曾经给孙权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纮反复告戒孙权“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信中的言语同诸葛亮的《出师表》有异曲同工之妙:自古有国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于其治,多不馨香。非无忠臣贤佐,暗于治体也,由主不胜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惮难而趋易,好同而恶异,与治道相反。传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言善之难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欢,无假取于人;而忠臣挟难进之术,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虽)则有衅,巧辩缘间,眩于小忠,恋于恩爱,贤愚杂错,长幼失叙,其所由来,情乱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贤如饥渴,受谏而不厌,抑情损欲,以义割恩,上无偏谬之授,下无希冀之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

作为为孙吴政权草创、建立、巩固立下汗马功劳的两朝元老,张纮没有另外一名元老张昭的固执,动辄以顾命大臣自居,而是居功不自傲,“厚自挹损,不敢蒙宠,权不夺其志。每从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规讽。”时时提醒孙权,语重心长,同时不忘君臣之礼,难怪孙权会“省书流涕”,伤心不已了,足显一代名士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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