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朝大学者尼可·维斯康提除去书斋的主人这一个身份外，人人都知道他是菲利克斯长老最忠实的支持者。
哪怕是学术泰斗，也是从最初的学徒开始的，何况尼可·维斯康提并不是家族出身，他是格莱泰地区选举的议员，在那个聚集着大量隐士、哲人和数论学派的地区，他们并不欢迎帝国的政务干涉他们对于真理的追求与解读。
而尼可·维斯康提被推举出来仅仅只是因为他作为虔诚者受到了色诺芬的赏识，他作为格莱泰地区的话事人让他前去参议事务。
事实上尼可的虔诚来自于他对知识的追求和渴望，甚至可以称之贪婪。
他与学派格格不入，他的言论中充斥着“学论至上”的偏激思想，他从不去理会别人的评价，你可以肆无忌惮地侮辱他的为人处世，甚至是他的血统。
但书籍与思想是他的底线。
就这样，他踏上了前往王都的旅途。
他没有一点议员的样子，他抵达王都时，公民大会即将召开，他就拖着破烂的长袍踱入了由大理石廊柱和拱门搭建而成的公民大会——埃迪卡拉王国时代的通神大剧场。他面带威严，但又面带柔和的看向所有的人，仿佛一位古代的传教士。
所有议员和随听贵族都见到了一个奇异的景象：一个年轻人站在光洁的大理石拱门下，他衣衫褴褛，但从容不迫；他的容貌稚嫩，但双眼却深刻；他连象征地区议员身份的胸针也没有佩戴，但散发的气魄却好似头戴桂冠的众参议员。
那时的文会议员代表恰是菲利克斯长老，他对这个少年的印象很深刻，依随行文书拉法尔·卡玛利拉的话来说就是：“凝视。”
他所发言的议题是针对学术和哲思的变革，场上还有一个人因此认识到了他，他就是约瑟夫·卡利波斯。
约瑟夫·卡利波斯出身卡利波斯家族，他是古典主义的代表，深受他的祖父安斯多夫·卡利波斯影响，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几分田园牧歌时代的习气。
他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但对道德准则与价值教条有着几近苛刻的要求，正因为他背负着名为“崇高”的巨石生活，所以他有足够的底气去以此要求别人，他可以说是一个卫道士，一个拥有集扭曲、古板、束缚、理想、崇高、博爱于一体的思想的人。
对于这种人，恩德·卡文迪许为他提供了一个十分合适的职务——风纪官，他完成得十分出色，单看政绩而言，他完全可以担任建国以来第二年轻的督司，但安斯多夫禁止了对他的提拔，而是命令他进入本届公民大会，直到真正明白法律的意义为止。
探求“法律”的意义，对于一个少年而言确实困难，但比起成为教令院的权力阶层，制衡各级学术冲突来说简直容易的没边了。
如此，两个人就这么碰到了一起。
非得说差异的话，那就是尼可·维斯康提代表的是古哲学；而约瑟夫·卡利波斯代表的是古正义。两人同为古典文化的信奉者，不过从出发点来讲这已经算很大的差异了。
当然这两人之后的关系还有一位推动者——菲利克斯长老。
公民大会作为下议院的实际性权力机构，一期会议召开三年，共分三期公民会议，每期又是持续三个星期，所以地区代表一般会准备下榻的地方，而格莱泰地区是一个例外。
格莱泰地区并不是埃迪卡拉王国的本有领地，曾是一个旧有公国，他们有自己独有的政治系统、思维信仰和生产方式。他们以智识之神“以诺”为信仰，以学派划分为生产部门，共同组成了海岛政治体系，因为“帝国内湖”的地理原因，他们又将不同的学术理论共同整合为联盟，由不同的论派轮流担任决策方，形成了自由民主政治。但他们有着共同的《放逐法》去维护学术影响力。在多年以来，格莱泰不断被征服，但他们从未被同化过，他们不反抗，但坚韧，所以反而成了历史的笑傲者。埃迪卡拉王国正是以“学术自由”和“地区自治”为条件说服他们加入了议会体系，成为了国都的领土。
正是因为这一层原因，历代格莱泰地区的代表都显得格格不入。
而菲利克斯长老所做的，只是邀请他在第一次会议期间暂居书斋。
所谓“书斋”者，是卡玛利拉家族的名誉治理下的学术机构。它的主要组成是学士们，他们以至书塔为工作地点，去发展完善新生的思想理论和为王都提供不同的数字资料与预测分析。“学士”是书斋的中坚力量，是“学者”中已经可以提出观点并论述的高级人才。书斋注重理论，实际领袖“大学者”是博文广知的象征，代表人本位思想，带领书斋人员出席大型场合，是巩固王权的思想基础。
所以在自由的言论环境和富裕的藏书的吸引下，当菲利克斯长老决定举荐他加入“书斋”担任学士时，他当然没理由拒绝。
这个消息在格莱泰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三相批判”色诺芬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代表哲学论派开始为王庭的老爷们接受，也有在新生阶级中传播的趋势，他还说出了那句“唯有知识附上色彩，敬畏才是进步最好的理由。”；但“阶梯”潘洛斯(penrose)认为这是学术主义向统治主义的低头，这将会导致哲论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学者只是沦为更高级的弄臣而已；至于尼可本人，出于对学术的尊重，他坚持从学者开始研习。
先说他这一选择的结果。
年迈的“三相批判”色诺芬没有独裁四大学派（即“三相批判”色诺芬率领的“纯粹人理”、“阶梯”潘洛斯率领的“偱轮”、“独论者”必达克斯率领的“万物本位”和“囚徒”休穆率领的“质疑”的能力或想法，所以在他死后，最为年长的必达克斯继任，他的继任对虚无论派造成了冲击，大量的虚无主义学者在尼可·维斯康提（那时他的职务是管理学者的贤者的号召下加入了书斋。
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古典理性学派与大陆传统学派开始交融，形成了书斋现行的“学术”教旨。
而正因如此，尼可的威望达到了顶峰，在旧任大学者死后，声望最高的希波克勒托斯主动退出了新任选举，尼可便毋庸置疑地成为了新任大学者，诺阿十一年，时年三十二岁的尼可·维斯康提成为了第57任格莱泰出身的大学者。
至于格莱泰，身为传统教派的圣地，它仍然保持着它的高傲与权威。
再说他与约瑟夫·卡利波斯的关系。
尼可的经历是他把握机会、当机立断的结果；而约瑟夫的经历便是理所当然。
约瑟夫·卡利波斯完成了风纪官、督司、至弥司的身份三连跳，成为了教令院的统治阶级。
二者虽然出身不同，但一起研学、一起进步、一起位极人臣的经历让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用“闻鸡起舞”一词来形容二者关系比较合适。
就这样，教令院的约瑟夫·卡利波斯、书斋的尼可·维斯康提、天顶院的菲利克斯长老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共同推进帝国的统治发展。
但是只是这样的话，他们便不会成为王都举足轻重的力量，而只应是一群无关紧要的学者而已。
诺阿十九年，老皇帝驾崩，“紫荆花”安塞提福公爵入都谏言，拿下两座一级城邦以稳固局势，在这场变动中，下议院处于瘫痪状态，而八大臣则是皆有推脱的借口，贵族豪门又如惊弓之鸟，于是朝廷文官集团便只留下了天顶院及其下的“书斋”和“教令院”。当朝典仪官协同学者行使了紧急立法权，在至弥司审核后颁行了《学论法典》，风纪官获得了治理与学术相关案件的最终执行权，打破了风纪官权力束缚在教令院内的壁垒，让书斋学者有了解释法律的权利，并且“为了避免在地区代表缺席时下议院瘫痪的问题”，又分设了与地区代表权力对等的“文令议员（书斋选拔”和“军政议员（将军任命”。
这个行为破坏了王室对思想文化机构权力长达五千年的束缚，让思想带上了权力的色彩，约束了教会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和贵族对文本的破坏与曲解。
更为严重的是，此举让书斋和教令院成为了桥梁，外邦的言论和思想汇聚到下议院，又经由文令议员进入了王都圈。
这是谁都无法容忍的——帝国的统治机构不容置疑，天启二年（摄政二年颁行《学令法》，命令教令院加强对言论导向的管控和整治，但这变相肯定了《学论法典》对这两大机构权力的扩大，这是在六年内发生的全部事情。
下议院的参议员组成了联合院阁反对地区议员和文令议员的结盟，但在时任参议员克若尔·芮内思和时任领主老萨佐诺·阿利吉耶里联合制止下还是解散了，并在天启元年（摄政一年由克若尔担任了下议院代表。
本就臃肿的行政机构遭受这一次冲击（即安塞提福公爵谏政和随后的余波后开始逐渐瓦解，规律司紧急做出了多项规划，政控府颁行了《议政章程》《司典令》《教法令案》等大量的临时律法，甚至连国纲《法典》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扩充。
反倒是贵族艺术呈现出了春天，雷欧克庇斯大剧院和枫丹白露大剧院重新开始运转，时隔五十年，卡玛利拉家族出版的戏剧排本又开始售罄，《理查三世》和《威尼斯》是最受欢迎的戏剧，商人和地方贵族以戏剧鉴赏作为身份的象征；各大庄园又开始举办宴会，最著名的便是“夜灯”；文学沙龙又开始复兴，那里的常客多是老派贵族和太太们；小姐们之间流行着诗歌创作；御用诗人也开始出席宴会。
嗯，当然，也有一些弊端，比如“圣克莱门汀大巡礼”期间爆发的宗教冲突，这使得温和的教皇恩达尔勃然大怒，召开了“宗教大审判”，这一切以全国上下供上“赎罪捐税”而告终，对于捐税，农民反而是最没有意见的，因为随后恩达尔便下令将地区捐税拨去修葺教堂和各地公学，而农民们都从教会手中领到了“圣粮（即教会存粮”。
最为恶劣的是“阿里斯托芬”事件，这件事情使得公民大会重新动用起了本为虚职的公民卫队，王都守备军也重新开始了训练，大量的军士被吸纳入了王上的随行军队，可以说是变相加强了王庭的军事力量。
但这一切之下，是书斋和教令院开始脱离王庭附庸，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表现。
直至摄政五年“枫丹白露”事件发生时，天顶院权利达到鼎盛。
当这一切发生时，它便愈发应了色诺芬所说的“敬畏才是进步最好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