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从接到圣旨到赶往汴京，这一路走的风尘仆仆。王安石感慨人生充斥着荒谬，不禁苦笑了起来。从认识第一个字的时候开始，师父教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经历着一次次“被抛”，在人流中被裹挟到位极人臣的宰相。求退、逃避、风浪都没有改变这一切，而这充斥无聊乏味的行政，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做着不乏荒唐的事，是自己理想的人生吗？不是！可是又有什么样的人生不是这般荒谬？这荒谬透着古怪，无论采用怎样合乎理想的思维，荒谬都无处不在。人生便是这般弱小，义无反顾的存在便是对这无边无际的荒谬的抗争。想到这里，王安石的思绪被船外的话语声拉了回来。今晚，船要在瓜洲停泊，王安石在长夜中叹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短暂的在江宁著书比想象的更匆忙，辽国索要土地，朝廷上又是一片割地议和的哀鸣。王安石知道的是此去又是一番舌战群儒，不知道的是萧蔷之内已暗流涌动。
三分天下，让宋朝受尽屈辱，是促使神宗皇帝励志改革的动力。如今辽国又来索要领土，王安石已不在中书，司马光、韩琦自然要发表意见。
司马光说：“陛下就依照辽国的要求，称辽国太后祖母吧。名分也不是什么大事，重要的是两国和平。”“濮议之争”时司马光把名分说的比生命都重要，如今又说名分不是大事，这让神宗皇帝十分不悦。
韩琦更是眼睛向内：“这是大宋的错在先，接受高丽的进贡，又占领西北地区的河湟，施行‘保甲法’、‘置将法’、‘军器监法’强兵，在宋辽边界做军事防御准备。宋朝威胁论让大宋周边人心惶惶。”神宗皇帝当然不能理解，哪个朝代不接受高丽的进贡，哪个朝代河湟不在中原的版图里，富国强兵保卫国家怎么成了罪过？
不久，韩琦便抛下了家中的千里良田，撒手西去了。司马光这辈子敢给任何人提意见，唯独忌惮的就是韩琦。对韩琦他感到畏惧，因为韩琦有文人的心机，有武人的杀伐。
神宗皇帝自然不想理会这套意见，但也担心打不赢。王安石一到开封，行李还没放下，就喊着：“打回去！”但神宗皇帝的担忧，王安石是看出来了，“千万不能示弱，必须决战。你要示弱，辽国就是不想打也会出兵。况且，现在的辽国已经内忧外患，拿什么侵略我们？”
王安石说这话并非没有依据。熙宁二年（1069），辽国西北的准布部落叛乱，不久辽国内部就发生了叛乱。辽国打掉了大半个家底儿才镇压下去。熙宁四年（1071），辽国北部雪灾，南部旱灾，遍地饥民，国力大降。从熙宁五年到熙宁六年，辽国就一直处在战争状态。辽国内部的耶律乙辛雄心勃勃，契丹内部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
实际上，改革派的“战”关注的是行为正义，被侵略为什么不打回去？而反改革派的“和”并非不正义，他们甚至有结果正义的成分，因为“和”可以避免百姓伤亡。这个难题摆在神宗皇帝面前，很是伤神。王安石的回朝，让神宗皇帝又有了主心骨，怕虽然还是怕，但有了王安石壮胆还是好了许多。
大宋朝负责谈判的是刘忱和吕大忠，都是立场强硬的改革派。双方谈判的第一回合是历史、地理知识的较量，谈判双方以历史为依据，以地名为准绳，一寸一寸地讨价还价。纠缠了几天几夜，辽国使臣终于都顶了回去。
辽国使者情急之下，又提出以分水岭为界。这是一个颇有技术含量的挑衅。双方意气用事了一番，突然想到了一个灯下黑的新问题：“分水岭到底在哪儿？”水域的划界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通过水域中的突出物，通常是突出水面的山体的顶部，将其连线，这便是通常意义上的分水岭划界。可想而知这在实际中是很难操作的，即便是在图册上标出都很难。
谈判陷入了僵局，双方在水域上产生分歧，而双方却都不知道水域上的界限该怎样测绘。幸运的是宋朝的改革派内部还真有个这方面的人才——沈括。沈括就成了这轮代表宋朝谈判的首席谈判官，而辽道宗派出负责此轮谈判的使臣萧禧也不是省油的灯。双方都没有退让的意思，沈括便仔细查阅档案，绘制了一张地图。根据地图所示，基于历史划界和现在朝廷作出的让步，已经符合辽国所坚持的“以分水岭为界”的要求了。萧禧看到沈括的地图，也自知理亏，不说话了。按照萧禧收下的划界文书，宋辽双方有争议的边界只有黄嵬山一处了。
神宗皇帝决定派沈括出使辽国，和辽道宗最后确定边界问题。沈括在雄州滞留了二十多天，直到萧禧回到辽邦，辽道宗才允许沈括一行人过境。沈括知道，此次赴辽是去破了辽道宗的阴谋，按照历史经验是凶多吉少。沈括抱着一死的决心，义无反顾的代表大宋去谈判。临行前，他对送行的人说：个人生死不足道，若是辽兵入侵，必生灵涂炭。”想想还是不放心，沈括在出境前写了一篇退敌的遗奏：
臣如果不能南还，辽邦必然倾国来犯。制敌之策，只有……我可决开河堤，引水灌之。辽兵纵有百万人马，也将尽为鱼鳖了。……待敌北还时，移去布袋，放水断敌
归路。再令……则辽兵必将全军覆灭。
沈括在辽国一路上悉心观察辽国的地理山川、风土人情，他正在准备描绘一张可以指导大宋收复失地的地图。沈括和辽方先后共进行了六次谈判。虽然辽方不断诘难和诡辩，沈括都处之泰然，对答如流，以书面文件为依据，把辽方驳得哑口无言。最后，辽国不得不放弃了对土地的无理要求。
沈括回到汴京，就去负责军器监去了，为大宋研发武器是他更擅长的工作。王安石的去留对改革派内部的影响也是很重大的。沈括这些人对王安石都是忠心耿耿，但对于吕惠卿就基本不买账。这些改革派都是才学、能力、胆识远超常人的，基本不买别人的账。如果吕惠卿将他们融合不起来，改革派就自己先乱了。
此时三十一岁的王雱也完成了《毛诗新义》，神宗想授王雱龙图阁直学士衔。这实在是太快了，馆阁的学士是大宋高级文官的头衔。神宗皇帝犹豫片刻，还是询问了一下吕惠卿的意见。
吕惠卿也是据实回答：“对王雱的这个提拔不符合程序，对改革工作不利。以王安石的博大心胸也是能理解的。”实际吕惠卿的回答在工作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他也没有否定王雱的才学。
王安石听了哈哈一笑，算是同意了。但青年才俊王雱可不是这么想的。在他看来，自己的努力和才干配得上这个头衔，破格提拔有什么问题？主要是因为吕惠卿是个小人，提拔自己没有才能的弟弟，打压我的叔叔，今天又影响了我成为大宋最年轻的龙图阁直学士，吕惠卿实在太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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